电影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是具有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结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的集合体。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电影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其电影工业也是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族电影自1905年创生，经历了默片时代、左翼电影运动、战争时期的“孤岛电影”时期、战后的电影复兴期、十七年电影、文革停滞期、第四代复兴、第五代崛起和衰落以及九十年代的“第六代电影”运动和新生代出现等阶段，九十多年来，成就了一部兴盛与危机潮汐交替、主流与边缘互证共存的民族电影史。
但是，对于英语世界的观众和读者来说，“中国电影”是到了80年代才“出现”的。伴随着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和获奖，西方世界一般观众才了解到中国电影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世界中最早对中国电影产生兴趣的人不是中国研究学者而是电影学者，中国学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电影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电影学者们也并非敏感到在中国“第五代”产生伊始就发现了其意义。中国电影进入英语世界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又是相对迅速的过程。中国电影对于来到中国大陆讲授当代西方电影美学和电影理论的英语世界电影学者们来说是一个自然的话题，但是，对中国电影的讨论暗含着文化和表述上的距离感。而且，如电影理论史家尼克·布朗（NickBrowne）所言：西方学者所感受到的这种距离感包含着一个悖论：使用一种西方人所熟知的分析架构来讨论另一个世界的现象，使用西方的批评理论话语来研究非西方的客体。但是，尼克·布朗等英语世界的电影学者坚信这样的工作仍是有意义的，以必须的交叠视角出发，创造出一个批评空间，使特定的客体成为话题，尽管首先可能要付出将其“客体化”甚至在名词层面上“异化”的危险，但是，这样的批评空间将随后接纳中国电影文化的特殊形式和意义，并最终将其还原到中国文化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语境当中，使诠释和讨论获得合法性。
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尼克·布朗的观点。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西方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强调电影在媒介意义上的特殊性，在研究者们看来：电影无疑比文学更加具有“技术性”的内涵和一般的“语言系统”，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比起来，意识形态色彩要少得多。所以，使用一种“中性”的批评话语甚至是纯粹西方的批评话语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西方专业电影理论研究者看起来，中国大陆电影虽然是社会主义的电影（同时，香港电影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电影，台湾电影被界定为殖民主义的电影），但是，电影源自西方，电影进入中国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同步，甚至可以说就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和评论既可以基于美学上的概念，也可以基于一种历史性的观点。与此同时，某些对中国电影和亚洲其他国家电影感兴趣的专业和非专业电影学者开始在“区域研究”（AreaStudies）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中国电影，不同于主流电影学者们的研究态度和研究角度，从“区域研究”范畴和方法入手的研究者们受制于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研究学科的约束甚多，往往流于冷战背景下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模式，但是他们在资料收集、整理上富有成效，而且这派学者往往高度重视电影在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关联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于强调电影美学和视听语言普泛性的专业电影学者们的工作的一个参照。
以上两种研究模式的对照体现在早期的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中美国之外和美国两大系统的不同学者的工作上：一些美国之外的学者（英国、澳大利亚等）以专业电影工作者的身份研究中国电影，认为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文化的一部分；而一些美国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把中国电影看作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更多的美国电影专业学者，尤其是大学电影学教授和当代电影理论家们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兴趣并加以研究，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也体现在美国专业电影学背景的学者和其它专业背景的学者之间。两条线索在同时发展，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量有关中国电影的论文在专业电影刊物（很多是享有极高学术声望的学术刊物）和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的刊物上发表，随后又收集成书，出版发行，相当多的著作被美国大学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系定为参考书。这两种研究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封闭的，它们不断地处在互相渗透、互相借用、互相参照的关系之中，越到晚近，不同研究模式的界限越形模糊。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批华裔青年学者涉足中国电影研究，并将该研究重点从“中国新电影”（以第五代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为主体的大陆电影）扩展到整个中国电影史，从早期默片到当代非主流创作，从沦陷时期甚至伪满的电影到文革样板戏电影无不包容，研究的范畴也从美学上的电影文本分析、文学改编电影研究扩展到电影社会学、电影工业研究、大众文化研究。这一批学者都具有大致相似的知识背景：在中国大陆接受本科教育，在美国接受研究生层次的亚洲研究和比较文学的专业学科训练，对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热点问题相当敏感，善于以中国电影和中国大众文化为话题，试图进入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他们和一些中国本土精英知识份子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工作方面在客观上直接促成了英语世界学术界中“中国电影研究”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科际整合课题（interdisciplinaryproject）成为可能，使得不同的研究范式相互促进、相互包容成为可能，使不同思维定式和研究视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文化研究考察其研究对象（无论这对象是经典文学文本、电影文本、通俗文化文本、社会想像、事件还是媒介本身）在文化时间层面上的意义及其与权力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绝不仅仅把电影、文学或文化当成是分离／分立于社会和政治语境之外的单一封闭的实体。近年来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中国电影的研究重视从各种复杂的形式中理解文化，并分析文化所在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同时，研究者们也注意到自身观察视点的局限性和这种观察对于被观察者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文化研究方法的电影研究再度打开了自足而封闭的电影文化文本，将它与中国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实践连接在一起。
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英语世界出版的中国电影研究专著已达三十余种，重要电影刊物的亚洲及中国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已达数百篇，电影百科类书籍中大多收录有相关中国电影条目，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系、比较文学系和电影系的研究生所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和博士论文多有以中国电影为研究方向的，其中也不乏精彩之作。
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电影研究的课程进入到美国大学之中，在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的系所中，中国电影文化史、当代中国电影分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戴锦华在北美中国研究重镇之一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系开设的中国电影和当代中国文化课程；文学研究学者张诵圣（YvonneSung－shengChang）在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亚洲研究系开设的中国电影史课程等等。而中国电影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被其它社会科学学科背景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研究学者所关注：新泽西州立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理查德·威尔森（RichardW．Wilson）曾专赴北京研究中国电影，并将中国电影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予以讨论，返美后在政治学系开设了相关课程。
另一方面，许多在本土并不占有主流地位的电影和创作者首先受到了英语世界以及西方世界的注意（有时是学界，有时是传媒界），英语世界对这些中国电影的关注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回馈到中国本土，造成了一种特殊的信息回流：第五代的部分创作人员和以张元为首的第六代导演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事实上，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以及相关报道能够影响到本土对那些作品和作者的评判和态度，同样，也是包括本土学界和本土传媒界。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本土的知识生产和电影史叙述，大批英文论文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专业电影刊物上。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正在产生影响，其知识话语正在进入到一个再生产的阶段。
中国电影研究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学术基础建设，现在已经发展为具有一定学术规范化的研究领域，尽管还不能说中国电影研究学科已经成熟或已经确立为一种学科，但它确实开始出现了所有严肃的学科研究都具有的“品质”：即界定并不断重新界定它的研究对象、目的、范围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种特定的学术“议程”（Agenda）正在进行当中。
